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 出老 - 林则徐
海到尽头天作岸，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人为峰。。。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是清代林则徐创作的作品，出自《出老》。
【原文】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1]
【出处】林则徐《出老》
【释义】上联写站在鼓山上，可以望见无边的大海，海的尽头，就是天了，海天相连，气魄可够大的。寓学海无边苦作舟，只有勤奋学习，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林则徐的下联则以脚踏绝顶峰，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一览天下小!抒发了凌云壮志。
这是林则徐少年时的巧对佳话。有一回，老师带学童们游鼓山，爬上鼓山绝顶峰时，一派天风海涛，令学童们兴奋不已。老师以"海"为题，出一上联："海到无边天作岸"，让学童们对下联。没多久，有位学童首先对出下联："山登绝顶我为峰"。他就是林则徐。 上联写站在鼓山上，可以望见无边的大海，海的尽头，就是天了，海天相连，气魄可够大的。寓学海无边苦作舟，只有勤奋学习，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林则徐的下联则以脚踏绝顶峰，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一览天下小!抒发了凌云壮志。上下联平仄、对仗都很工整、和谐，意境更佳。此联后来刻在马尾罗星公园内。
罗星塔公园位于福州市闽江下游三水合汇处的罗星山，山顶屹立一塔，砥柱海天。这便是驰名中外的罗星塔。 这里先有塔，再有公园。罗星塔始建于南宋。
塔下是罗星公园，公园旁有国际海员俱乐部。登临塔顶，港口码头，开发区尽在眼底。江岸两旁还有古炮台，可以看到当年烟火弥漫的中法战役的古战场。
闽江下游三水合汇处的福州马尾港，有罗星山，旧时位在江心。山顶屹立一塔，砥柱海天。这便是驰名中外的罗星塔。罗星塔是国际公认的航标，是闽江门户标志，有“中国塔”之誉。世界邮政地名称为“塔锚地(Pagoda Anchorage)”，过去几百年中，从世界各地邮到马尾的信，只要写上“中国塔”就可寄达。
据说，一两百年前，老外船舶到福州马尾外海远远望见罗星塔，欢呼道：“China Tower”(中国塔)。 以前，国际公认的译音(Amoy)是福州话音。——这又说明了福州与西方的接触为时甚早。[1]
据王应山《闽都记》：广东一豪强阴谋夺取年轻漂亮的妇女柳七娘，先诬陷其夫，把他押到福建。柳七娘坚
罗星塔公园
罗星塔公园
贞不屈，随夫来闽。不幸途中夫死，她变卖家产，替亡夫祈求冥福，建塔于此。原来木塔于明万历年间（1572—1620）已毁。此时福州对外贸易发达，港口需要一个标志。天启四年（1624年）就地重建，改用石砌，楼阁式结构，七层八角，内外均设神龛，塔座直径8.6米。塔刹石桌式，上放一灯，晚上灯光四射，引导航船。清同治五年（1866年）设船政于马尾，船政员工为保护古塔免受雷击，在塔刹上安一大铁球，上插避雷针，（针尖到塔基31.5），针连铁条，直通江底。铁器日久锈蚀，后被台风刮走，1656年，明郑成功率师恢复中原，进驻罗星塔，在塔下筑土堡城寨，所部坚持抗清一年。清初，筑城山上，称罗星塔城；设汛，号罗星塔汛；以塔为眺望台、烟墩（烽火台）。近代，国际传为盛世的跨越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羊）飞箭（剪）船大竞渡，参赛船只11艘就在塔下水域竞发。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清水师官兵在此展开英勇的抗敌斗争。1926年重新安装。1964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将罗星塔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修缮，修补大铁球，重装避雷针，各层外加铁栏杆。1985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山登绝顶我为峰”，谁之作？
2015-06-07 11:02:00 来源：东方早报
书法家沈觐寿先生曾书写此联，题云：“先曾祖父葆桢公诗联”。
书法家沈觐寿先生曾书写此联，题云：“先曾祖父葆桢公诗联”。
1980年，我还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那年元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首任会长张舜徽先生（1911-1992），由其弟子随侍，买舟东下，至上海、扬州二地访友征文。杖屦抵沪，我校古籍所、历史系尽地主之谊，邀其讲学，我亦随众往听。先生讲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谈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不能为先秦典籍的亡佚负责，且力为“偶语诗书弃市”的严刑峻法辩护，似于“千古一帝”深具“了解之同情”。本以为其时“文革”尚未彻底否定，这仅是先生的违心之言，后见这番谈话摘要登入其亲自审定的《讱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方知这竟是先生的“晚年定论”。由于我在“文革”中修成了“金人三缄其口”的涵养，当时只是稍微“腹诽”了一下，并没有向先生提出疑问。毕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对历史价值的评判，要看各人所取的立场如何了。讲论中，先生还谆谆教导我们一定要做学者，而切不可做文人，引“一为文人，便不足观”之语以为茎芥。我虽早知此言出自宋代的刘挚，后经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用而成为名言，但却向不以为然。因我自幼便好吟诗，不知天高地厚，曾写出“与为天子宁才子，除却诗人总俗人”之句，听了先生之言未免觉得逆耳。心想，学者鄙薄文人，文人也会反唇相稽的，韩愈不是说过“《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吗？要是遇到道学家，征文考献之人，也必被讥为“玩物丧志”的。见仁见智，不足置辩。
但先生接下去讲的一个故事却不禁令我愕然。先生说，他有一个学生，喜欢做诗，曾写出“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之句。“你们看，这诗做得够好的吧。可他后来犯了事，抓到牢里去了，可见文人是做不得的。”
使我惊愕的不是先生的逻辑，而是他所说的作者。因为此联我早就听家父提起过，如何会出自张门弟子之手呢？由于手头没有证据，所以也没有当场提出质疑。
舜徽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想竭力跟上新时代却又深陷旧时代意识的老人。
回家谈起此事，家父说：“怎么可能呢？这副对子我从小就听得烂熟了。恐怕是张先生不好文，被他的弟子欺以其方了吧？老辈相传是林则徐写的，但无确据，你不妨查考一下。”
未几毕业，我欲为文人而不得，留所当了实习研究员，蠹鱼事业，也算客观上不负舜徽先生的期望了。故纸山积，日不暇给，诗早已废而不写了。正在自惭其俗之时，忽听得一位名作家登高一呼，大力提倡作家“学者化”，这时方才醒悟，文章已不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连著名文人也一心想“化”为学者呢，原来我这份职业还是作家所歆羡的。想想真是错怪舜徽先生了。在这号召之下，作家纷纷脱创入研，有志竟成，一个个“现教授身，入高校为诸学子说法”。在此大形势下，我便不复萌非分之想、做作家之梦了。没想到后来我身旁的许多教授诸公，却纷纷反向而“化”，一身二任，成了学者兼著名作家（学者身份当然是不肯“化”掉的）。我则坐观垂钓，徒有羡鱼，自忖在本职上尚无大成，哪里还敢任性旁骛？还是“不贤识小”，钻几个牛角尖吧。
今年寒假，见报章杂志载文屡引“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之联，用来励人自励的，大多说是林则徐（1785-1850）所作。猛然想起舜徽先生之说，先生已归道山二十三年，此事耽搁久了！于是就想忙里偷闲，“上下求索”一下。
既然林作之说至占上风，那就先找林公的传记。一目十行，居然一索即得。林公玄孙林崇墉先生所著《林则徐传》（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叙林公九、十岁时：
又有一次，老师率领着若干学生游览福州城外的鼓山，登上了绝顶峰，远眺茫茫的大海，水天一色。老师一时兴起，便出了“山”和“海”两字，叫每个学生做一对七言联句。起先做出来的都不够教老师满意，一轮到年纪至小的文忠（林则徐谥号），他便开口念道：“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那么小的年纪，就有那么大的口气，一再把老师吓倒了。无怪这老师跟着就向旸谷先生（林则徐父林宾日）坚决保证了这孩子的伟大前途。从那二对句子里，就可明了文忠一生恢豁的胸襟和高超的志趣是从小已奠立起来的。
全书尾注甚多，言必有据的，奇怪的是唯独这段文字不注出处，难道是齐东野人之语，羞于拿来作注脚吗？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所述略同，而其不注出处则大同。至于那些后出的林则徐传记，则几乎无一不述此事，而其叙、其不注亦皆如出一辙，真要使人相信“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谑语了！只有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未加采纳，不同流俗，有以见其谨严。
书法家沈觐寿先生曾书写此联，题云：“先曾祖父葆桢公诗联”。
《雪鸿初集》所收联下署作者名“甘少潭”，“边”字作“涯”，与世所流传者不同。
书法家沈觐寿先生曾书写此联，题云：“先曾祖父葆桢公诗联”。
福州马尾的罗星塔，山路上有一山门坊柱镌刻此联，但未具作者之名。
泰山玉皇庙殿宇大门之联“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我为峰”，仅易两字，就公然自署“安邱王墨仙撰并书”了。
泰山玉皇庙殿宇大门之联“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我为峰”，仅易两字，就公然自署“安邱王墨仙撰并书”了。
林则徐平生善作对联，其《云左山房诗钞》不收联语，今人所编《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虽收联语，却未载此联。继续寻踪觅迹，终于在今人所编《清十大名家对联集·林则徐联集》（岳麓书社，2008年）中找到此联。校注者刘福铸先生注云：
近人王毓菁《诗钟话》谓此二句为“天、我”五唱诗钟。黄沚兰笺云:“闻此为林文忠幼时作。名人气概，意态自是不凡。”《林则徐传》（杨国祯著）、《福州乡土文献》、《八闽掌故大全·艺文·林则徐幼年妙对》等皆谓此二句为林公少时游福州鼓山之对。然清人黄中（字理堂）编《雪鸿初集》卷五载此对为“天、我”五唱诗钟，作者则署名为甘少潭。又近人易顺鼎《诗钟说梦》谓此诗钟为林则徐女婿沈葆祯作品；又张伯驹《素月楼联语》卷三谓此二句为陈宝琛“天、我”五唱诗钟，上句录作“海到无边天是岸”。兹统录歧说于此，供进一步考证。
网罗众说，具见用力之勤，从中可见林则徐少作之说早就闾巷流传，播为佳话了，并不始于今人所修的林公传记。惜所引诸歧说，未加厘定。对此不禁考据癖大发，忍不住想要“繁琐”一下。
考王毓菁，字贡南，福建闽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其所著《诗钟话》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衡门社诗钟选》本（今有王鹤龄标点本，见《联话丛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作笺者黄沚兰（1866-?），名经藻，福建永定人，前清拔贡。林作之说并非王氏所言，而实出自黄氏之笺。但黄用了一个“闻”字，足见亦是然疑之辞。另一种版本名《说诗钟》，有民国十一年（1922）《如庐诗钟丛话初编》本，文字较多，而无黄氏之笺，举及此联，只是称赞说“是何等意态”，并未提及作者之名。《如庐》本有丁巳年（民国六年，1917）四月王氏自序，说是来复社通过黄止澜（当即黄沚兰，前人字号同音通用）请他写的，而他则“愿举闽人诗钟，贡诸坛坫”，据编者附识，知原文是连载于天津《大公报》上的。
所传林公之联既为诗钟话和诗钟集所收，自属诗钟无疑。所谓“诗钟”，是清代中期福建人创造的一种文章游戏，后来风靡全国。其形式多样，常见者为一联七字对偶，颇似截自七律的颔、颈两联，或专咏一物，或分咏二物，或嵌入规定的字眼，限时完成，还要评判等第，以贴切工巧为尚。所谓“五唱”，指所嵌之字在每句的第五字（“一唱”至“七唱”之义准此）。此联既为“天、我”五唱，所嵌之字自是“天、我”，不是各本《林则徐传》所说的“山、海”，因为“山” “海”之对太易，简直可以信手拈来，诗钟讲究因难见巧，不可能如此“送分”的。
如上所述，这一联诗钟至迟民国六年已在报上出现，其时舜徽先生仅一六龄童耳，而其及门弟子竟敢对其自称是该联作者，真可谓“欺师灭祖”了。舜徽先生虽因该生好文而深鄙其人（当非其人始料所及，不然，当剽窃“学术”以投其所好矣），却还是上了他的大当。
将此诗钟说成是林则徐所作，《诗钟话》黄沚兰之笺大概是目前至早见诸文字的记载了。此本如前所述，付印于1933年。而前此民国十年（1921）印成的吴恭亨《对联话》（今有梁嘉度点校本，见《联话丛编》；又有喻岳衡点校本，岳麓书社，1984年），提及此联时还不知作者，说是“近人某”所作（见卷十一）。黄笺真可谓画蛇添足，是后世“林则徐说”的始作俑者。须知王毓菁是闽县人，林是侯官人，两县一城，仅一街之隔，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若“天、我”一联果真出自林公手笔，王氏岂有不知之理？何况名人效应，亦岂有轻易放过之理？王文他处引及林作二联，均不忘提其大名，即可为证。
此联既非林则徐所撰，那么，究竟是谁之作呢？兹依福铸先生所举，一一试加辨析。
一、陈宝琛（1848-1930）说。主此说者为张伯驹先生（1898-1982），其所著《素月楼联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三云：
陈宝琛“天、我”五唱云：“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日、中”一唱云：“日暮何堪途更远，中干未必外能强。”
“日、中”一唱的著作权倒的确可归陈宝琛所有，可惜伯驹先生记错了一些词语，考此联至早见诸文字的是1947年5月4日《申报》署名朝阳所作的《论诗钟》一文，作“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其奈外犹强”，上联“何”、“那”之别无关宏旨；其下联，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允侨《闽县陈公宝琛年谱》（家印本，1997年）所引全同，而伯驹先生所引却把意思弄反了。日寇气焰自是外强中干，哪里会中外皆干呢？可见引用过于随意，信笔而书，实未核对原文。由此不免连带怀疑他关于“天、我”五唱作者的说法了。这里先说怀疑，至于疑云是否无端而起，尚请读者耐着性子看下去。
二、沈葆桢（1820-1879）说。按此说之起尚早于“林则徐说”。主之者为龙阳才子易顺鼎（1858-1920）。《庸言》（民国二年第一卷十一号）载易氏《诗钟说梦（续）》云：
闽派中，沈文肃（沈葆桢）及弢老（陈宝琛）皆能用大笔为诗钟，文肃“雪、平”一唱卷云：“雪天裘被偕朋辈，平地楼台待子孙。”“天、我”五唱卷云：“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弢老“瘦、生”卷云：“梅花虽瘦无寒相，松子初生有大才。”大而不廓，空而不疏，所以佳也。
这里将沈、陈二人的诗钟相提并论，沈的归沈，陈的归陈，分得一清二楚。考虑到易顺鼎与陈宝琛相熟，且屡次一起玩过诗钟，却并未将“天、我”五唱归诸陈氏，而将它当成沈氏之作；还有，上述《林则徐传》的作者林崇墉是陈宝琛的女婿，也并不将此联归诸其岳父，而是归诸其高祖。显然，二人于“陈宝琛说”不是闻所未闻，就是不以为然。如此看来，伯驹先生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舜徽先生说文人不足观，春游主人确是文人，而非学者，但其平生行事及著述亦颇足观，不过，恕我直言，《联语》中的这一条倒的确是“不足观”的。
当代主“沈葆桢说”者为书法家沈觐寿先生（1907-1997）。他曾书写此联，题云：“先曾祖父葆桢公诗联”。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我想觐寿先生是不会没来由剥夺了外高祖的著作权而将它交给曾祖父的，必是有所据而言。疑其说得自上代传闻，而非根据易氏之文，款称“诗联”而非“诗钟”即透露出这一点，由此亦可知先生已不解“文章辨体”了。另从他直呼其曾祖之讳看来，老辈规矩他亦已浑然不知。今日书家往往如此，可惜没有人出来呼吁书法家“学者化”。其实也不要“化”到什么程度，能达到清末民初书画家的学识水平就差不多了。
不过，学识的高低并不是鉴定其说真伪的独一根据。那么，“沈葆桢说”究竟可不可靠呢？
易氏《诗钟说梦（续）》（《庸言》第一卷十号）还提到他和沈葆桢之子沈瑜庆（1853-1918）的一番交谈：
沈爱苍（瑜庆）尝为余言，其先德文肃公（葆桢）为船政大臣时，署中宾客及署外各局厂委员皆用文士，每公事毕，即拈题限字，夜刻烛若干长为度。一夕，拈“白、南”二字雁足（按即“七唱”）为题，构思竟夕，苦无佳句，至鸡声报晓，忽得一联云：“一声天为晨鸡白，万里秋随朔雁南。”以文肃之政事勋业，而所嗜好者仍不免文人结习。爱苍所诵文肃佳联甚多，惜余不能记忆，他日当详问之。
易顺鼎虽未见过沈葆桢，但与其子熟稔如此，并一起谈论过其生前爱作诗钟之事，虽文中未言“沈葆桢说”出自沈瑜庆之口，但若无与之相牴牾的材料，按一般的推理，此说几乎就可视为定论了。
三、甘少潭说。主此说者为王鹤龄先生。他在《诗钟话》的点校说明里说：“"天、马"五唱联，笺云"闻为林则徐幼时所作"，实为误传。原作者为甘少潭，作品载于《雪鸿初集》。”指“我”为“马”，自非有意“指鹿为马”，定是无心笔误无疑，其意则显指此联而言。可惜鹤龄先生仅作“独断”而未加考辨，在这里我也只好越俎代庖了。
《雪鸿初集》，书前署“凤洋黄中理堂选”，有光绪七年（1881）潘逢禧序。正如福铸先生所言，该联载于该书卷五，联下署作者名“甘少潭”，联作：“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边”字作“涯”，与世所流传者不同。记得盛星辉《诗钟漫谈》（新风出版社，2003年）提及这一异同，说：“此联将沈文肃原作仅改了一字便窃为己有，更是生吞活剥。”他并未说生吞活剥的是谁，但显然将“海到无边天作岸”认定为沈葆桢所作。其实，以我浅见，“涯”字与“边”字义同，但其读音要响亮得多。不但普通话如此，福建两种方言福州话与闽南话也莫不如此。盛君的褒贬未免先入为主、强作解事了。
检《雪鸿初集》，其书尚载有林则徐所作三联、沈葆桢所作十九联；前引王毓菁《说诗钟》则引了林则徐所作二联、沈葆桢所作三联、陈宝琛所作一联。值得注意的是，“我为峰”一联均被二书举及，一著作者一不著，如此正可互相印证显非林、沈、陈三人所作。至于甘氏其人，《雪鸿初集》卷六还收其六唱二联。该集编选者黄中自署“凤洋”，凤洋是闽县山名；其友人潘逢禧序亦自署“闽县”，序中且有“独念吾闽诗派”之句；而《说诗钟》亦言所举皆闽人诗钟；甘氏是福建人当无疑问，而书阙有间，其里居履历不可考。从其所作“笠、金”六唱“松竹清闲怀笠泽，江山残破吊金陵”看来，其人必已看到太平天国的失败。潘序说其集所收“皆诸先辈吉光片羽以及同人近作”，不知甘氏究系黄的先辈还是同人。
如此看来，甘少潭应当是该联的真正作者了。那么，为什么此说一出就足以堆翻“沈葆桢说”呢？这是因为，作者亲属不一定是鉴定作品至为合适的人选。如宋代献给徽宗的《曲宴诗》，系王安中所撰，证据确凿，而李汉老（邴）之子却偏说是其父之作（见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七）。黄庭坚默写的白居易诗，竟被收入其外甥徐俯审定的《修水集》中（见宋阙名《道山清话》、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五）。觐寿先生旧学过疏，其言不足征也。我自己曾为名人后裔整理过其先人的遗著，于此也深有感触。至于易顺鼎之说，且慢说易氏未明示其说的出处，即使是沈瑜庆亲口所言，我们也不能深信不疑，因为这与其他材料互相凿枘：尤为关键的是，《雪鸿初集》的问世，乃在林、陈、沈三说的文字资料发表的数十年之前。
我相信此联实为甘少潭所作。《马太福音》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馀；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当然，林、陈、沈三贤被认成作者，其自身并不任其咎，这不过是大众为其心目中的豪杰之士踵事增华之举罢了。甘少潭一生默默无闻，而做诗钟却出此大言，未免与其身份不称。不如移花接木，挪到大人物身上，愈加显得少有大志、吐属非凡。尽管袁子才说过：“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随园诗话》卷一）但人们显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乐于对历史作不断的“任意打扮”，这一联诗钟的作者问题仅是其小焉者罢了。
据说宋代石苍舒藏有褚遂良《圣教序》墨迹，借给宰相文彦博看，文命子弟临了一本，将两本一起传与僚属欣赏。谁知僚属都异口同声说文氏临本是真、石氏藏本为假。石苍舒只能苦笑着对文彦博说：“今日方知苍舒孤寒！”（见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不知甘少潭的在天之灵，百馀年来是否也有孤寒之感？说不定我这篇为其作主张的文字依旧于事无补，其作品还会因其身世孤寒，署上贵人之名年复一年地以讹传讹。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此联不被人误认为是林文忠公所作，则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不胫而走、众口喧腾。陕西神木二郎山与福州相距千里，其月门牌楼上竟有 “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一联，大署“林则徐题”，据说是当地书法家王雪樵（光荫，1894-1939）所书。林则徐未至其山，山下亦有河无海，此联悬之其地，想是欲借名人之名为之增光添彩。作家高建群自言看到这副对联，为之“咋舌”，为之“震动”，“陡然生出一股英雄气来”（《我见过的几幅好楹联》，《西地平线》3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在精神的高处》，《惊鸿一瞥》345页,群众出版社，2002年）。如果他知道此联是无名之辈所作，想来定不会咏叹不已如此。
就我所知，传说中林则徐的撰联之地鼓山，至今并未悬挂此联；福州马尾的罗星塔，山路上有一山门坊柱镌刻此联，但未具作者之名。甘氏的桑梓之地，既未弄假成真，亦未张冠李戴，并没有因其儿女的显晦之别而夺此予彼。但罗星塔石刻的出现则有些可疑，因马尾乃船政局所在之地，而曾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厥功甚伟。莫非主事者知道作者为谁，书甘氏之名则无关沈氏、难显先贤；而书沈氏之名则未免有违其实、抱愧于心。处此两难，于是索性不书作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不知是否有当于事实？
由于思致之奇、气魄之大，此联还被许多人攘为己有，上面提到的张门弟子（当已革出教门，不知其名，姑仍如此称呼）即是众中之一。还有不少擅加改易者，聊举数例：广东汕头的礐石山，大石上刻“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为李尔重先生（1913-2009）所书。惜也，先生于此少商量矣！其实，说“尽头”，则两岸皆是，以此岸来说，俯看只有“脚踏”之实地，哪有“作岸”之遥天？而说“无涯”，则显指彼岸而言，极目沧波，水天一线，方可疑天为岸。作者构思，极费斟酌。不知李公何所患而好为古人之师如此？更有甚者，四川峨眉山息心岭下的万年寺，下联变成“山登绝顶雪为峰”。人道是当今名书家高峡所书。按雪峰者积雪之峰，仰望可见，何必“山登绝顶”？且雪不过勾画出山峦的轮廓，岂有积雪独自成峰之理？除非在山顶堆出一个雪人来！这一改真可谓点金成铁！谁知竟尚有人誉为名联，赞不绝口呢。
上述两联，似尚未自居作者。而泰山玉皇庙殿宇大门之联“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我为峰”，仅易两字，就公然自署“安邱王墨仙撰并书”了。改易显因在泰山上能见地而不能见海之故。其实，改也罢，不改也罢，联语突出的都是作者自己。以王氏（名讷，1880-1960）所改而言，可置于任何一座山丘的绝顶：高山可，培塿亦可。但不管挂于何处，都有喧宾夺主之嫌。悬于东岳，并不足以表现出“五岳独尊”的巍巍气象。联想起吾家心武梦中得句，仅偶合黄山谷半联（“江湖夜雨十年灯”），就被人群起而攻之。相较起来，墨仙先生却字挂名山、联呈玉帝，何其幸也！记得杜甫诗的注家还赞叹其“很有一点气魄”呢（《访古学诗万里行》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言念及此，真该为身兼大作家、大学者荣名的本家大打抱不平才是。
